在现代性语境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与参与意识的形成以及公民社会的生长，转型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会逐渐增大，动力也会相应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尤为重要。一个阶段要成为转型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经济发展尚处于上升势头，公众对公共权力总体上认同度较高；社会大众权利意识开始普遍生成，具有了较为广泛而强烈的参与要求；社会力量生长较快并将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阶层分化虽然具有不规范性，但并不排除通过调整而合理化的可能；政治上层对于总体局势具有可控性。从以上几个特点来分析，面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艰难、参与机制尚待健全、社会矛盾冲突频发、既得利益集团渐趋形成、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并趋于固化等问题与挑战，未来20年左右将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而必须抓住的重要机遇期与关键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合理化与逐步定型的关键时期，是中国现代制度体系趋于相对系统与完善的关键时期。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如果再抓不住这一极为关键而不容错过的机遇期，将极有可能再也难以突破，甚至不进反退。
　　就经济发展而言，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缓，而随着经济的成熟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将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配置的收益将越来越小。“从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连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超过50年。当中国社会经济到达一个高峰后，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经济增速趋缓、各种经济政治问题凸显的发展难题。如果到那时候推动政治改革，社会发展放缓甚至下滑的巨大压力将使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大大提高。”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势头，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尚保持一种相对乐观的预期，这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甚至是一些棘手的问题提供了较大余地与空间。在这种发展势头下滑以前，在大众的预期与信心尚存的条件下，在未来20年左右，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无疑具有更为有利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氛围。同时，当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社会转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还颇为严重，但总体而言，社会公众对于党和政府始终抱有一定的信任和信心，对其大政方针更是始终抱有一种较高的认同。在这样一种信任与认同的条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参与，也有利于政治正当性资源从经济绩效到民主制度的顺利转移。正当性基础的这种转换少不了矛盾与摩擦，但是，如果政府能够在社会公众对自己较为信任与支持的情况下，积极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这种转换就会顺利得多，其中的利益损害就会少得多，政府自身也会从容、主动得多。反之，如果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不进反退，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会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的许多改革措施往往都不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社会往往会发生大的动荡与冲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转型的推进，中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越来越明显，各种群体与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与博弈制度化，规范利益冲突，保障公民的民主权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而这种民主机制健全的最佳时机就是各个阶层与群体的利益需求与参与要求日渐高涨之时。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政治体制改革，任何改革的启动都应该选在各种消极性因素虽然已出现，但还没有像“癌细胞”那样迅猛扩散的时候。在这个时期，因势利导建立健全民主机制，扩大公民参与，可以保障公民参与的有序化，为以后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换言之，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的最佳时机就是在民众参与需求渐涨而又基本可控的阶段。在这一时期，顺水推舟、积极引导，努力构建并不断释放民主制度的可能性空间，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之道。此外，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是民主制度建设的最佳时期，也是法治建设的最佳阶段。各种利益群体、阶层的分化与博弈为法制的完善提供了契机，因为，一个社会需要什么法律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利益关系决定的。转型阶段利益关系的日益发达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哪类利益关系需要哪类法律来进行调整、规范，哪种利益矛盾需要哪种法律来进行约束、化解。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推进的未来20年左右是现代法制进一步健全与有效实施的大好时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共权力对于社会的放权让利，社会力量拥有了逐渐增多的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现代社会结构的成分与要素渐渐具备。尤其是城市化的推进大大促进了现代市民与中产阶层的发育。受市场经济熏陶的现代市民与中产阶层比传统农民具有更为强烈的权利意识与参与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民主参与机制的健全、发展应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与中产阶层的成长相协调。根据陆学艺等人的研究，反映城乡结构变化的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虽然比1978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但也只达到44.9%。如果以近30年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城市化率要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60%以上的指标，大约需要15年多的时间。2007年我国中产阶层规模达到23%左右，也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如果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规模比较，以近期中产阶层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中产阶层规模比例要扩大到 40%的水平，需要约17年左右。在这个意义上，未来20年左右应是健全公民参与机制的良好契机。虽然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具有很大的非规范性与不合理性，并且存在固化与定型化的趋向，但如果党和政府能够不断加强社会建设、发展社会事业，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积极协调利益关系、推进社会公平，就能够有效制约、不断克服与逐渐矫正现存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性，推动其朝着合理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如果在现存社会结构定型化之初不采取任何防控与解决措施而任其发展，其不合理因素就可能进一步扩张并愈益难以拔除，而改革将因阻力过大难以推进或被扭曲。因此，在未来20年左右，通过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市场改革、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等措施形成现代阶层结构生成的制度与政策空间，来促进社会力量尤其是中产阶层与社会组织的健康生长，形成对于现存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因素的反作用力，就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紧迫。在通过各种措施培育现代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力量积极健康成长的同时，党和政府必须在完善已有纳入机制并使其切实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将各种社会力量尽可能地纳入体制之中，增强体制的包容性与参与度。当前，我国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尚不健全，民主制度有待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在积极培育社会力量成长的同时，将之有序地纳入体制之内，使各群体、各阶层的利益表达与博弈尽可能地制度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及取得实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前应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利因素还在于，中央政府对于总体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局面具有可控性。对此，可以从中央对地方政府与部门系统的关系、中央对既得利益群体的治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相比于地方政府与部门系统，社会公众对于中央政府抱有更大的信任，具有高度的期望，对于其推行的各项政策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当前，虽然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不能说没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但就总体与全局而言，中央对于地方及部门的政令贯彻基本还是畅通的。中央一方面通过人事的调配，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大政方针的及时、全面下达与动员，形成了对地方与部门较为有效的管理。同时，中央也多次强调，要“全国上下一盘棋”。这样，不论从政治运行体制上，还是从思想认识上，政治上层的主导地位都是明确而较为稳固的。就既得利益群体而言，虽然现在中国在某些部门与系统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群体，并且各类精英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结盟现象，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还不能脱离现有体制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群体的未来走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的认识、态度与做法。当前，中央正加大利益整合力度，积极推进改革成果共享，构建阶层与群体间和谐的利益关系。可见，不论从与地方与部门的关系而言，还是从对利益集团的限制而言，改革的主动权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党手中。当然，主动也是相对的，被动总是难免的，现在主动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被动地位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总体形势尚可。在这样一个阶段推动社会政治变革可以保证政治发展战略的推动者和决策者牢牢把握改革的方向，避免在改革中出现重大的原则性妥协和让步。

    在这样一个改革亟需突破也极有可能突破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调整、改变原有已经固化的稳定思维，树立科学、理性的风险意识，把握时机，出台有力措施，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